一问徐文荣

　　为什么要建圆明新园

　　答：一个法国人都有勇气写出一部关于圆明园的书，作为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重现圆明园的经典建筑？

　　“我没想到，在这一生中，我最大的遗憾竟然发生在暮年。”徐文荣伤感地对记者说，自2006年9月横店要建圆明新园的消息传出后，外界对他的质疑和误解就一直不息于耳。“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心血去搜集、寻找圆明园的图纸，收集到的资料比任何地方都要多。修建圆明新园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却拼命地讲它是不好的。”

　　然而，伤感归伤感，遗憾归遗憾。认准了的事情就要去做的徐文荣并不把这些质疑和误解放在心上。2008年2月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横店建设圆明新园新闻通报会”上，面对着200多名中外媒体的记者，徐文荣再次显示出了他那种决绝的性格：“圆明新园，我们一定要建，肯定能建好！”

　　徐文荣为什么如此决绝、执着地要去建造一个圆明新园？在这一决策的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思想轨迹？这是否符合他一以贯之的理想和产业实践？它究竟是一时的激情冲动，还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一切，还要从徐文荣的文化梦想说起。

　　“我就是一条蚯蚓，要从泥里钻出一条路来！”

　　“文化的特点就是积淀，产业投入大，但产出慢，见效不快，这是很多人不愿投这个产业的原因。但见效不快不等于不见效，它有后劲，甚至时间越久越有后劲。”

　　徐文荣搞文化产业，一开始就阻力重重。他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横店集团刚开始做文化产业时，连省委大院里的干部们都在议论纷纷：好好的工业不办，不想着把工业做大做强，搞什么文化？这是一个农民能干的事吗？但是徐文荣并不在乎这些议论。有一次，他去找一个领导签字，领导不批，和他争论。领导说：“你总是不听我话，我是为你好！”徐文荣说：“为我好就该支持我。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可是农和工我也没丢呀！”领导说：“人家都在骂你呢！”这时徐文荣的脾气也来了：“我不在乎！你们有一半人说我好，我已经满意得不得了了！”就这样，两个人关上门，吵了两个小时，中间有人进来找领导办事，领导吼了一声：“出去！”于是关上门继续吵。

　　然而，别人的偏见对徐文荣并不构成障碍。“我就是一条蚯蚓，要从泥里钻出一条路来！”硬是凭着这样的干劲，当遍及中国大大小小的主题公园以及中央电视台无锡影视基地渐趋没落的时候，徐文荣却把横店影视城搞得有声有色，渐入佳境。

　　2000年底，当时在省旅游局当处长的殷旭，被徐文荣动员加入横店之时，影视城近30亿元的投资，只有几十万游客，举步维艰。“当时连集团高层都不太看好，前任各老总走的走，免的免，很多朋友也劝我：你怎么敢去那里？”

　　但徐文荣却坚信：在2010年前，一定能达到500万游客的目标。2007年，到横店的旅游人次超过550万。

　　事实上，十几年来，横店之所以没有像别的主题公园一样昙花一现，反而声誉日隆，其秘诀之一就是不断推陈出新：1995年建了广州街，1997年始建秦王宫，1998年建起了明清宫苑，1999年又推出了清明上河图，此后，江南水乡、华夏文化城、红军长征馆、合欢谷……几乎每年都有新花样，每年都有新气象，再加上层出不穷的“旅游节”、“影视节”等等，使得横店每年都有“焦点”，成为新闻媒体炒作和报道的对象，从而保持了一种持续的热度和影响力——正是靠着这样的探索和钻研精神，“蚯蚓”徐文荣带领横店打通了一条通往未来的文化之路。

　　在这条文化之路上，对徐文荣个人来说，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界碑，就是他要兴建的圆明新园。

　　“外界的质疑促使我们做得更好”

　　横店建设圆明新园的消息一经公布，便引来了无数的质疑和批评之声。

　　“我们并不拒绝批评和质疑，外界的监督可以促进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徐文荣告诉《浙商》说。“但质疑并不妨碍我们的建设。我是农民，农民是靠干出来的，不是靠争出来的。你争论你的，我做我该做的。”对于质疑，徐文荣也许早已司空见惯。当年，人们为是否在横店建设第二个“故宫”而争论不休时，徐文荣早已不声不响地干了起来，推土机和挖掘机轰鸣着将荒坡夷为了平地，宏伟的建筑在平地上拔地而起……

　　15年前，徐文荣就想在横店的八面山上，兴建几个圆明园的代表性景点，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建成，但这样的梦想却一直没有停止。

　　但这次决定重建，却源于法国作家的一本书。

　　2005年，中法文化年。法国历史学家、资深记者伯纳·布立赛历时3年写就的《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成为这一年中法文化交流中的一件大事。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为这本书的中文版所做的序言中写道：“焚掠圆明园，对中国至为残酷，而英法两国殖民军则极其可耻。但愿这部扣人心弦的著作，有益于世界上仍在相互伤害的国家间的和解。”

　　一个法国人，为什么对圆明园如此热情？

　　出版此书中文版的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社长徐忠良告诉记者说，尽管当时参与劫掠焚烧圆明园的是英法联军，但法国人比英国人对圆明园有着更深的感情。“圆明园兴建时，出生于法国的传教士王致诚(原名让—德尼阿蒂莱)是乾隆皇帝宫中的御用画师。他以这个身份，可以在圆明园中自由往来。1743年，他写给达叟的一封有关描写圆明园的信在整个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刺激了法国对园林建筑艺术的改进。”

　　中国能否还原圆明园的胜景，再现圆明园辉煌的艺术成就？作者伯纳·布立赛和出版者徐忠良在会面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这一问题。他们知道，为了中法两国共同的“记忆责任”，圆明园决不能在废墟遗址上重建。那么，应该选择在哪里呢？

　　“圆明园的126个景点中，仿建浙江园林的就占了十分之一多。比如杭州的西湖十景，比如海宁的安澜园等等。这样一想，浙江应该是重建圆明园的首选之地。”徐忠良说，当他们想到这一点时，也就想到了以建造影视城而闻名遐迩的横店。

　　2005年10月，在《1860：圆明园大劫难》中文版出版一个多月后，徐忠良陪同作者布立赛来到横店，找到了徐文荣。随身携带的，除了这套书，还有一部专访书作者的电视专题片。

　　一个法国人都有勇气写出一部关于圆明园的书，作为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重现圆明园的经典建筑？徐文荣知道，重建圆明园需要技术、需要资金、需要理解、需要支持，但他也明白，更需要的是自己的勇气。

　　“以前我用手机，经常用一个丢一个。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不用手机，不印名片。但这次为了圆明新园，手机又用了，名片也印了……”徐文荣唏嘘地告诉《浙商》说，“我们是苦命的人，但苦命人是不怕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