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借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长期以来民间借贷在古老中国都是一种互助救急的融资方式。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最先活跃起来“下海”做生意的温州人的资金需求量大增，流行百年的“呈会”骤然壮大，资金投向也从满足生活消费逐渐转向生产需求上。

　　从改革开放至今，温州资金市场经历过三个阶段的发展。

　　第一阶段从1978年到1986年，这一阶段也是温州地区融资方式创新最多的阶段。资金“互助会”的方式逐渐转变为营利的聚会。没有原始资金的情况下，通过“会”来聚集资金是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这一阶段中小企业的融资的70%是通过民间借贷的形式。而从银行部门获得的融资不到5%。

　　第二阶段则是从1986年开始到1992年，民间借贷机构在这一阶段疯狂扩张且倒闭风潮不断，极大扰乱社会秩序，受到地方政府打压。同时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也开始介入。

　　从1985年八九月间到1986年初，“抬会”在乐清全县迅速蔓延扩散，总发生额约10亿元，实际投入资金22亿多元，10万元以上的大中小会主达1589人，其中有三人会款发生额在亿元以上。

　　“抬会”是若干人组成一个会，发起人称会主，把会员的钱聚拢，交由会员们轮流使用，先用的人支付利息，后用的人吃进利息。会员可以发展新会员，进而变成“会主”，层层下去形成一个复杂的金字塔式链条，有人计算过，一个缴纳1.16万元的会员要维持下去，到第6个月必须发展22个会员，到12个月，要发展691个会员，到第18个月，就要发展2.0883万个会员。当时在乐清县入会总人数有20多万，乡镇参加户数达70%，有的村子几乎涉及每家每户。

　　这种疯狂的游戏进行了一年多，“抬会”的链条在1986年春出现断裂崩盘迹象，恐慌如瘟疫般地在各个乡镇飞散开来。很快，形势急转直下，极度的亢奋即刻转为极度恐慌，“抬会”体系瞬间雪崩。整个秋天，温州地区陷入空前的混乱，成千上万的讨债者疯似地冲向会主的家。短短3个月中，温州全市有63人自杀，200人潜逃，近1000人被非法关押，8万多户家庭破产。

　　因此，地方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整顿活动，发动群众自清自理，经济、法律、教育和行政并行，经过4年多的努力，终于在1992年基本平息了这场风暴，共清退债务1.54亿元。当时法律在这方面监管完全属于空白，潜逃后被抓获的会主多以“投机倒把”罪处置。

　　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郑乐芬就是其中之一。温州“抬会”的会主八成以上是由像郑乐芬这样的文化程度不高、头脑灵活、有人缘的农村妇女担当的。郑乐芬在1年的时间里发展了427人入会，收入会款6200万元，支付会员会款6010万元，收支差额为189.6万元。1986年3月郑逃跑，7月16日，郑在江苏金坛县被公安机关捕获。1989年11月23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投机倒把罪判决郑乐芬死刑。郑上诉后，1991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浙江省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维持以投机倒把罪判决郑氏死刑，立即执行。“倒会”风潮在1992年基本平息。

　　在这之后，大体上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对于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借贷行为被承认和其地位被确立起来。

　　在第三阶段，温州民间借贷从上升转而发展趋缓。这一阶段大多数企业已经成长为中等规模的企业，至少已拥有提升城市信用社和银行贷款的水平，年产在50万以上的工业企业有12.8万家。民间借贷已经渐渐退出了主要的融资领域。同时，由于资金供给雄厚，民间借贷利率在缓慢下降，2000年月息降到2分左右，已经接近于城市信用社初期的贷款利率。90年代中期是温州民间借贷由上升到放缓的转折点。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民间融资约为全市银行贷款的65%，1991年上升至80%，但到了2001年，这个比例下降45%，之后这个比值还在下降。

　　但自从2004年以后，随着宏观调控令中小企业资金面趋紧，温州民间借贷又出现了新变化，它开始再度活跃，其中很多民间借贷通过“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等多种形式游走于法律的边缘，目前仍没有统一的而明确的法律对其合法身份进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