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指出，工资与CPI挂钩，将推高通胀。希望这样的言论越少越好。

　　这样的言论首先表现出对通胀成因认识不清。通胀成因有货币与非货币理论两种，前者认为通胀的本质是货币购买力下降，而后者认为有需求、成本推动等诸多因素。当我们试图用紧缩信贷控制通胀当时以拉动内需促进经济时，说明已经认可了第一种理论，但现在，政府有关部门的专家，又提出非货币理论倾销给大众，显然属于逻辑不清。

　　通常来说，通胀前期伴随着就业率、工资、消费的上长，通常来说，就业率过高、消费过高会推高通胀预期，按照非货币理论，工资急剧上升会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胀。但这些都是通胀的典型表现，绝不是通胀的成因。

　　为了避免通胀对民生的侵害，最低工资或者个税免征额与通胀挂钩，是比较好的办法。

　　如凯恩斯等人所说，通胀是财富的隐性掠夺过程，财富剥夺呈梯级分布，没有财产性收入手段的人受害最大，他们有限的存款被负利率侵蚀，在资本市场寻找财产性收入既缺乏技术，也更容易被不公平的投资规则所害。最低工资或者个税免征额与通胀指数挂钩，其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保护普通工薪阶层的利益。

　　没有企业主愿意无缘无故为工人加薪，加薪的背后是物价上涨的现实，工资与CPI挂钩的惟一理由，是补足劳动者损失的货币购买力。

　　同样也没有证据表明，政府实行保护措施，会成为推高通胀的罪魁。美国除政府的某些收入与CPI挂钩之外，税收政策就实行与CPI挂钩的标准。美国现行的个人纳税法案中规定，个人纳税额有两种扣除方式:个人扣除(Personal Exemption)和标准扣除(Standard Exemption)。纳税人按照最后申报的年所得收入扣除上述两种费用后进行纳税。其中，个人扣除是和CPI联动的。现行办法为:以制定税法的年度1992年的个人扣除额2000美元为基准，今后每年的CPI超过1992年CPI的百分比为增加量，两者相乘得出本年需增加的可抵扣额度。假设2005年的CPI超过1992年50%，则当年需要增加的可税前扣除的额度就为3000美元。至2007年，此项扣除额度已经达到了3400美元。

　　在指数化期间，美国经济经历通缩、通胀周期，实行指数化方案，很好地保障了保护普通民众购买力不受侵害。反而是尼克松时代所实行的两次物价与工资冻结政策，第一次虽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第二次则导致通胀预期恶化，商店货柜空空如也，工资夫法扼制。

　　最低工资或者个税免征额与通胀指数挂钩的另一好处是，当通胀下降时，最低工资或者免税额也随之下降，既保障了劳动者的利益，同样保障了政府的利益。由于政府或者大资本的拥有者是通胀的最大获益者，因此通胀指数化的应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政府收取通胀税的冲动，因为政府不会再从通胀中得到过多的好处。

　　所幸的是，有关专家承认，政府在对工资调控时要把物价因素考虑进来。通常包括两方面的措施：一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给予低收入者直接的物价补贴、社保补贴等。既然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既然要给予低收入者直接补贴，其原理与指数化保护民生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指数化管理？难道这些政府部门有什么难言之隐？

　　实行指数化管理，最低工资标准与补贴数额就有了科学的依据，即以低收入者保持通胀前后相同的货币购买力为标准，而不再受某个拍脑袋决策的负面影响。

　　实行指数化管理之后，惟一受到损失的是政府有关部门缺少了制订权与分配权，比如给哪些人多少补贴，由公共财政拨款多少，一切由货币购买力说了算。我们不希望这是有关部门反对最低工资指数化的隐性理由。

　　我国通胀风险存在，指数化尤其必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在岗职工工资平均增长18%。这是一个注水数据，由于统计口径中的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加班工资、单位从个人工资里代扣代缴的养老、失业、医疗、住房公积金费用等，并且是税前工资。并且，现行的工资统计范围只包括城镇国有、集体单位以及其他规模以上企业，没有包括工资水平通常偏低、增长较慢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导致工资增长幅度被夸大，或者不同企业的工资差距极大。政府虽然已经着手改变这一情况，但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计算最低工资时，有可能被注水数据所误。

　　当制度存在缺陷时，最好的办法是实行科学的硬约束。实行指数化管理，目前的技术手段也许还不完备。有关方面显然应该实话实说，而不是以成本、需求推动型通胀这样的理论忽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