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钱多了怎么办?

http://www.zjsr.com  2007年03月21日  浙商网  文字大小[ ] [打印] [关闭] [评论]

  民间闲置资金

  记者调查发现,吴英“集资神话”的手段并不高明。一位对东阳商界十分熟悉的圈内人告诉记者,雄厚的民间资本和债权人的投机心态是吴英能够得逞的重要原因,“东阳的民间资本非常强大,而这些雄厚的资金需要找到增值的途径,这为吴英非法集资提供了天然的土壤。”这位圈内人士还告诉记者,东阳、义乌的商家受地方经济特色影响,大都从事小商品的批发生意。“这种生意注定了从业者的经商心态很不稳定,他们的投机心理比较重,渴望一夜暴富,吴英就是抓住了他们这种有些不健康的心态,逐步完成了自己的非法集资活动。”

  纵观近年来的非法集资案,其作案手段大都是凭借高息回报的允诺,通过当地的地下渠道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实事求是地说,这种手段实难称之为高明,但却屡获成功,而这种空手套白狼的集资方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能不引人深思。

  很显然,要非法集资,就必须有闲置的资金存在。

  自1999年起,温州民间资本开始陆续进入上海、杭州等地。2001年8月3日,温州某报牵头组织的第一个购房团驱车奔赴上海,第二批、第三批迅即尾随而来……就在人们尚未察觉之时,沪、杭等地的房价已经节节飚涨。此后,该报与当地另外两家报社纷纷推出的购房团犹如旋风席卷全国,北抵外蒙,东进辽沈,西拓边疆,南至越南……此举仿佛13世纪成吉思汗统领的蒙古军团,足迹所至,人心惶惶。

  2004年,就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前后,游离于温州之外的大部分民间资金已经悄悄撤出了价格已经岌岌可危的房产楼市,追寻一切可乘之机,转战其它市场,山西掘井采煤,新疆探油炒棉……,踪迹飘忽,令人惊悸。

  2006年底,尽管国内股市的涨跌起落让一些投资者望而却步,但对精明的浙江人来说,近两个月来连续暴涨的行情却犹如一块大磁石,吸引着大量的民间资本涌入股市。

  炒房团、炒煤团、炒棉团、炒油团便成过眼烟云,即便仍有少部分人还在为此“费尽心机”,但与刚刚浮出水面的炒股团相比,其人气指数不可同日而语。在沪深股市行情的刺激下,连曾经号称从不炒股的温州人也在寻求自我突破,温州各证券营业部新开户的股民数正在飞速增加。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亲历过温州证券投资大起大落的申银万国温州营业部总经理瞿炳建感叹道,最早的时候,温州股民也基本都是知识分子,但那时股市风险大,很多人亏钱退出。此后的股民主要是以做生意的、下岗工人、退休工人、无固定工作的人为主,他们往往喜欢打听内幕消息,而不去了解基本面的情况。“这样的股民不赔钱才怪!”作为新股民的典型,王军近来可谓是顺风顺水。家住温州瑞安的他从2006年4月份就开始长住温州市区的温州饭店,不为别的,就因为这家饭店紧挨几家证券营业部。“图的就是方便。”自称深谙操盘之道的王军坦言,虽然目前他还没有成立公司,但他手里的资金已超过亿元,大多都是亲戚朋友们的钱。

  那么,浙江到底有多少民间资金。观察记者在温州乐清采访时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你路过柳市镇上园村的时候大叫一声胡总的话,马上可以听到楼房窗户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村里每个人都会探出脑袋,以为你叫的就是他—上园村开办企业的人太多了,而且都姓胡。”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高级顾问卢友中向记者描述这一日常现象,而他的老总胡成中就是这个村的。

  不妨再以浙江小水电资源最丰富的丽水为例,丽水水利水电管理站站长陈勇泉在一篇《丽水市水电产业发展的思考》的论文中提到,“2002年、2003年全市水电产业上交税费为2.37亿元和2.56亿元;而在景宁自治县(小水电)增加值为1.2亿元,占GDP比重的12%,上交国家税费2526万元,占当地财政总收入的25.9%。”很明显,小水电产业,无论是对景宁,还是丽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经过20多年开发之后,丽水、温州泰顺等地的小水电资源已接近枯竭。而小水电开发中积累的资金和培养的一批水电人才,无用武之地。2003年以来全国流行的电荒,让丽水人、温州泰顺人决定走出浙江,在全国范围内开发水电。据新华社报道,光是景宁,就有81位小水电业主已在全国12个省市、64个县投资建设了149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98万千瓦,投资规模达到113亿多元。如今,景宁17万人口中,有1万人是小水电企业的股东,直接或间接参与小水电开发建设与管理的人数占到全县总人口的50%以上。为什么小水电投资,能让这个浙江经济最不发达之一的县投入规模如此庞大的资金呢?根据丽水一些小水电投资业主的说法,主要是因为小水电投资收益稳定、回报较高。

  特殊的融资方式充满风险

  在浙江民间流传着一些特殊的融资方式。当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时,任何人可以发起集会,邀请友人、亲戚参加,说明用钱的理由,募得的资金没有利息,完全是互助形式。另外还有一种类似的集会叫做“活会”,以招标方式筹集资金,有利息、实行会员制,加入者期望投入的资金有一定程度的增值。

  事实上,在江浙一带藏富于民的市场背景下,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暗地里早已非常普遍。在温州等地,民间融资甚至已经成为正规融资的有效补充,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央行温州支行甚至把民间借贷利率作为检测对象,提供给决策部门作为制定相关货币政策的依据之一。在这一背景下,吴英作为其中的一个个案,凭借高息回报的允诺,通过当地的地下钱庄迅速筹集到巨额资金其实并不足以为奇。

  然而,近年来如吴英一样因私下的融资行为,被指控“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例屡见不鲜。4年前河北民营企业家孙大午便是其中争议颇多的一例,虽然已被法院定罪,但是孙大午的行为却获得了媒体与学界的一致声援。

  时至今日,相关法律法规依旧没有改进,对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定仍然较为模糊。那么,为什么还有许多人铤而走险迈入这一灰色地带呢?其背后的重要原因在于,民营企业主流融资渠道不畅。孙大午曾在向公众融资之前屡屡向银行贷款,但屡屡碰壁。因此,为了发展,许多民营企业不得不通过向社会融资的方式来解决资金难题,而这一点极容易触犯刑律。

  在我国,由于全国性征信系统缺失等信息管理的落后,商业银行竞争不充分,导致无论是银行还是证券市场都无法或者不愿意对民营企业进行融资。因此,在我国民营企业发展迅猛而融资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鼓励健康的民间融资还是十分必要的。但如何为民间资本流向尽快找到市场化出口,已成为监管部门必须正视的问题。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李华芳研究员认为,民间投资联盟的产生并得到迅速发展,其实和民间资本寻求升级有关。他说:“回顾西方国家发展历程,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资本升级先是通过原始积累获得商业资本,然后伴随第一次工业革命,商业资本升级为工业资本,到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以资本运作方式获利的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实际上,浙江、江苏等地的民间投资联盟,正在实现第二个跨越。但是,由于国家对民间金融合法性仍未做出明确规定,民间资本尚无法走正规金融机构的道路,各种草根投资联盟也就应运而生。”他还认为,“其实无论是江浙一带的民营企业对民间金融兴致勃勃,甚至希望组建独立营运的民营银行,还是现在各种草根投资联盟蓬勃发展,都说明了民间金融有着广阔的资金基础,也得到了相当的训练,但遗憾的是,尽管学界一直呼吁开放民间金融,金融监管部门似乎并没有这个打算。”



来源: 观察与思考  作者: 袁华明  编辑: 潘洁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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