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永康最大的五金城中，云集着4500家五金商家。块状经济的弊端也日益明显，产业层次低，技术含量低。
浙江省那些以“小”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不仅在资源分配上逐步滑向边缘，而且由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较强配套能力，把块状经济集群优势中降低成本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在许多产品上都实行成本领先战略，进一步造成低价竞争的恶性循环。这成为造成浙江中小企业外迁的根本原因。
浙江省工商局调查组回收的1650份有效问卷显示，浙江外迁的企业已逐渐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
“为了企业的升级。”一位浙江五金企业的老总如是评价企业外迁的作用。
近日，江西鄱阳与温州市生态园管委会就“温州生态园鄱阳工业园”正式签约。这标志着温州无纺布和五金机械产业向鄱阳整体转移工程全面启动。前来该园落户的企业至少在百家以上。这是继去年温州标准件产业整体转移到鄱阳后，又一次大规模的企业转移。
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一份名为《从浙企外迁看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关于全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专题调查报告称，目前浙江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迁出省外)，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9亿元。
那么，在浙江省正在努力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大背景下，为何还有企业试图用外迁的方式达到企业升级的目的？而外迁又能否肩负起企业的升级使命？
五金企业的外迁升级
浙江省永康市的发展是典型的浙江模式。作为全国闻名的“五金之都”，永康五金产业经济总量占工业经济的95%%以上。随着五金企业迅速增加到6700多家，块状经济的弊端也日益明显，产业层次低，技术含量低，一哄而上，重复投资造成资源浪费。由于整个行业面临的恶性竞争，大批的永康人带着自己的企业搬到了上海。
亿邦五金集团就是其中的代表。亿邦无论在永康还是在上海，都不算规模大的，但自从迁出后，企业发展的势头一直处于上升阶段。
亿邦集团的董事长刘亿邦告诉记者：“走出永康，成为亿邦发展的转折点。”
在永康，产品种类繁多，甚至涵盖了机械五金、装潢五金、日用五金、建筑五金、工具五金、小家电等1万多个品种，形成了电动工具、不锈钢制品、铜铝加工、防盗门、汽摩配、衡器、休闲运动车等产业。永康的电动工具总产量和出口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4和1/3；永康是著名的“衡器之乡”，电子计价秤、磅砣秤等衡器产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永康的电动剃须刀出口量居全国第一；永康的防盗门也占全国总量的70%%，是国内最大的防盗门生产基地。此时，“小、乱、差”的局面也随之形成。并且，因为缺乏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行业自律，集群优势中的鼓励创新、加速生产率增长等特点也受到抑制。
有媒体披露，当地的踏步机行业从盛到衰竟只有短短2个月。人们在电视购物中常常能看到的售价近千元的踏步机，永康一家企业也研制成功，仅仅2个月间，生产企业竟达到上百家，出厂价从300多元压到100多元，低价背后只能是低质，钢材原料档次不断降低，踏步机踩上1000下就没用了。出口采购商也闻之却步。
毫无疑问，只有加强技术创新，才能改变这种局面。刘亿邦当时就想，要解决人才、技术问题，提升品牌形象，企业外迁可能是一条捷径。
企业迁到上海不到2年，刘亿邦就尝到了甜头，企业的销售额从每年10多万元飙升到300多万元。
边缘化困境促使中小企业外迁
五金行业仅仅是这场迁徙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它的背后是浙江省涉及打火机、小家电等数千个轻工企业外迁。
据了解，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的不锈钢管件行业是温州的新兴优势行业，年产量占国内市场的70%%，占国际市场的1/7。但由于土地供应不足，这些企业也外迁至上海、江苏、丽水等地。而浙江灯具业也有规模企业外迁广东；家具行业的几家龙头企业移师上海、东莞；合成革行业的20多家发展型企业和相互配套的革基布行业的20家企业外迁丽水经济技术开发区；塑料编织行业的45家企业联手转移西部，投资6亿元建立塑料编织产业园。
“浙江企业外迁，体现出来的是中小企业边缘化的问题。”在长期从事浙江经济现象研究的王义教授看来，浙江省那些以“小”为特征的中小企业，不仅在资源分配上逐步滑向边缘，而且由于专业化分工形成的较强配套能力，把块状经济集群优势中降低成本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在许多产品上都实行成本领先战略，进一步形成恶性循环。这也是造成浙江中小企业外迁的根本原因。
浙江省工商局调查组回收的1650份有效问卷显示，浙江外迁的企业已逐渐由单一的个别企业外迁向区域部分群体企业外迁变化，由单一的企业外迁逐步向企业、资本、产业的组合式外流转变，由传统制造业的一般性转移逐步向新兴行业、优势行业转移。
一家由永康外迁的五金商行老板对记者表示：“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行业发展渐趋饱和，同一个行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生存难度日益凸显。有的小规模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竞争；有的企业因产品积压严重，无法正常运转而改行。”
据对迁入上海市的210家企业抽样调查，最近两三年迁入的企业就占了60%以上。
另据永康市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该市共有58家企业外迁外投，到去年底增加到600余家。外迁企业数量连年翻番。
对此，专题调查课题组认为，要理性审视浙江民企外迁、资金外流现象。这里面既有企业本身发展外拓的客观必然性因素，也有由于政策、环境因素被迫出走的原因存在。
但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协会对外迁依然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浙江企业外迁主要是“增量”意义上的跨地区发展，是去外地创办新企业，而不是已有企业“存量”的逃离。不少浙江企业通过跨地区发展，积累了更雄厚的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