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能过剩固然需要认真对待，但更值得警惕的，是过剩现象背后的激励机制与实现机制
短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过剩则总与市场经济相伴而行。这样说来，中国近年再次出现的产能过剩似乎是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进步特征。
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对产能过剩问题尚不可一概而论，中国当下既有计划经济的“影子”产能过剩，也有市场经济的产能过剩。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当经济出现周期性产能过剩时，市场就会自发地通过企业间的并购重组或者企业自身的技术创新来缓解过剩的压力，政府也可能辅以产业政策帮助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而一直以来，中国经济一旦出现投资过热、产能过剩的舆论或定论，消化的方式则主要是依靠政府的“关停并转”，这是产能过剩的中国式死亡之法。3月底，《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产能过剩行业结构调整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拉开了中国再战产能过剩的序幕。
但立场越是鲜明的时候，越是容易把手段和目的混淆。因此，如果消化过剩产能并不是这场战役的最终目的，手段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过剩之正常与非常
诸多数字都说明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是事实。
本轮产能过剩始于2003年初。当年一季度，国家发改委就指出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汽车等四个行业存在产能过剩之忧。随后，国家重点对前三个行业进行了调控。2004年产能过剩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等产业，尽管经过一年多的宏观调控，但到2005年底，国家发改委指出仍然有11个行业产能过剩，其中钢铁、电解铝、汽车等行业问题突出，水泥、电力、煤炭等行业也潜藏着产能过剩问题。
商务部发布的《600种主要消费品和300种主要生产资料商品供求调查报告》显示：
铜冶炼行业建设总能力2005年底达205万吨，是2004年底的1.3倍，超出国内铜精矿保障能力；2005年底，电解铝行业的产能高达1030万吨，超过市场需求260万吨；铁合金行业现有生产能力2213万吨，企业开工率仅有40%左右；电石行业现有生产能力1600万吨，有一半能力放空；钢铁行业生产能力达到4.7亿吨，已大于市场需求1.2亿吨，另外在建产能还有7000万吨，拟建产能8000万吨。
汽车被《通知》明确点名为产能明显过剩的行业之一。有数字显示，汽车行业目前产大于销200万辆，在建的生产能力还有220万辆，正在酝酿和筹划的新上能力达800万辆，如果都建成的话，产能远远大于市场需求。数据还显示，2005年前10个月，汽车行业累计产量虽然同比增长了9.18%，达到461.89辆，但全行业实现利润同比却下降了36.7%，亏损企业亏损额更是增长了86.2%——似乎产能过剩的危险后果已经开始显现了。
《通知》指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良后果已经显现，产品价格下跌，库存上升，企业利润增幅下降，亏损增加。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就会更加突出，结构不协调的问题就会更加严重，企业关闭破产和职工失业就会显著增加。
不过，难免有学者嘀咕：产能过剩真的是洪水猛兽吗？
关于产能过剩的定义，普遍认为指的是实际生产能力超过社会需求，并导致产品积压、竞争加剧、价格下跌、利润下滑等现象。
但正是这个简单的定义可能简化了对产能过剩的判断：造成产品积压、竞争加剧、价格下跌、利润下滑等后果的直接原因应该是供给过剩，虽然供给过剩的前提一般是首先具备过剩的生产能力(实际上从单个企业而言，也不尽然)，但不得不指出的是，从过剩的产能到过剩的供给之间，还存在若干可能；促使企业从过剩的产能到过剩的供给的激励机制，是为过剩产能定性的重要考量之一。
当然，企业为什么会储备过剩的产能，可能也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比如企业可能因为看好行业发展而扩大产能方面的投资，信息永远是不对称的，所以即便事后发生了产能的过剩而导致机器闲置，也是属于市场的正常调整；但比如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合谋而导致的垄断性投资，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民间经济和地方政府投资都十分活跃的当下，产能过剩的正常和非常原因同时并存。
以煤矿行业为例，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增长，解决地方就业，对一些规模过小、环保水平差、安全设施落后的煤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同时对于大煤矿的产能扩张也十分依赖，于是，政府管理的缺位是产能过剩的非常原因。如太原市，没有登记的小煤矿一度达到1000多座，整个山西约4000多座。
对于管理失序的小煤矿而言，产能的过剩基于市场因素不失为一种理性选择：煤炭价格飞涨，矿主利润丰厚，三两个月就可能暴富，连东部许多大型民营企业都纷纷在中西部产煤大省寻找投资煤矿的机会。对于他们而言，恰恰存在的是产能不过剩而供给过剩的情况。如山西朔州细水煤矿，年生产能力为15万吨，但年产量要达到45万吨。
从单个企业而言，真正存在产能过剩的倒是那些受到当地政府支持的地方大型企业；同时激励他们将已经过剩的产能变成过剩的供给的也是政府投资冲动过程的买单行为。这也是产能过剩的非常原因之一。
所以产能过剩本身可能并不是洪水猛兽——市场本身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尽管失业和亏损本身都是市场化调整必不可少的代价。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产能过剩背后的激励机制和实现机制，这些不当的机制不仅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而且会导致本应由企业承担的市场风险，莫名其妙地转移为必须由政府承担的社会风险。
而事实证明，由于这类不当机制的顽强存在，中国产能过剩化的冲动依然非常之大。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用国家产业政策对若干行业的产能过剩进行宏观调控是非常必要的。
只是我们更加需要谨慎于“手段”的有效性——须知“关停并转”的中国式道路并不能改变产能过剩背后的激励机制和实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