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人们说：“文化是明天的经济。”那是就文化力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和引导作用而言的。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就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精彩论述，使我们深刻地感受到，无论哪种社会的市场经济发展都洋溢着先进文化的精神气质，文化也是今天的经济。从文化人类学来说，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同时都具有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先进文化是推动经济发展不竭的精神源泉，同时又彰显着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与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共生互动的关系。发展中的区域经济客观需要拥有与之适应的先进地域文化，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地域文化，客观上要求人类经济活动讲究开拓创新、不屈不挠、守约诚信、兼济社会的商业文化和道德。在长三角地区的江浙两省有着悠久的优秀地域文化传统，在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今天，江浙地域文化成为富民创业的重要精神财富。

　　一、 江浙两省经济发展的地域文化差异

　　受地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某特定区域的每个人、每个企业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带有地域文化的烙印和特征。江浙两省经济发展的特征集中体现于以“民本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温州模式”及以“政府行为”为主要特征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强调个性、功利、竞争和进取的源远流长的永嘉文化;而苏南模式的传统文化背景是与中原文化联系更密切的强调均衡、等级、集体、和谐的吴文化。

　　传承永嘉文化的温州人强调个性、个体及个人能力，表现出较强的独立性及自主创业精神。南宋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公元1150—1223年)的理论精髓是以富民为宗旨的“功利重商主义”，自然人性论是其哲学基础，叶适认为人人都有“就利远害”的本性(《习学记言序目·尚书》)，对于人正常的求利之心应当加以疏导，贤人君子都应该成为理财的能手，并且充分发挥老百姓自利的本能，使民自理其财。为此，他主张：第一，农商皆本，反对崇本(农业)抑末(工商业)，“抑末厚本，非正论也”(《水心学案》，《宋元学案》卷五四);第二，实行扶持工商、富民强国政策，“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同上)。叶适功利主义的富民思想汲取了温州民间思想营养，反映了温州人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永嘉文化的重要代表。此外，南宋浙江永康人陈亮(公元1143—1194年)、明清之际的浙江余姚人黄宗羲(公元1610—1695年)都是历史上浙江工商富民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们对于浙江和温州地区工商经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人多地少、资源贫乏，再加上缺少国家投资，温州人在走街串户中开始了艰辛的资本原始积累；没有“铁饭碗”，就办乡镇、个私企业，造就自己的“泥饭碗”;得不到计划分配的物资，就走南闯北到处采购；没有巨额的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就通过亲帮亲、邻帮邻的方式积极筹措民间资金。温州人顽强地从市场的夹缝中创业，寻找自己的生存之道，养成了不依赖国家的独立及创新意识。以温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经济，无不体现浙江人的这种自主创业创新意识。正是靠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造就了浙江的体制创新以及特色板块经济的发展。但也正是这种不依赖其他外生力量的传统，使浙江人较重内资轻外资。

　　相比之下，苏南模式所体现的吴文化，强调的是均衡、集体、等级。在吴地特定的自然、人文环境下，经过漫长的社会活动而形成的“融合古今，汇通中西”的吴文化，其精神财富是丰厚的，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精于计算、务实、求稳、包容、开放以及浓厚的市场观念和竞争意识等，吴文化讲究含蓄、温文尔雅，不好张扬。地理位置越靠近古都南京，传统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就越严重。这种文化传统反映在人的行为习惯上就是过分地依赖上级政府、依赖集体的力量。所以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初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时，这些乡镇企业也常常表现为村干部经济、乡镇政府经济，政企难分。苏南模式具有行政强势的特点，在政府主导下吸引外资并出台相应激励政策，就很容易形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除了传承吴文化外，江苏独特的地理位置也使江苏人更具开放包容的心态。横跨长江的经济区位，聚集了南北各地人才。正是处于南北文化的交汇点，江苏人的性格中既承继江南的温柔婉约又融合了北方的豪迈性情，他们对外来事物有更强的适应性。江苏人的性格特征使从一开始就对外资的进入抱有欢迎的态度，苏南更是形成了外商企业集聚的热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