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人眼里，“浙商”就意味着商机和财富，浙商成了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然而翻阅近年来发生在浙商身上的许多风风雨雨，我们却又清楚地听到这一群体的痛苦呻吟

　　随着年关的临近，随着山西省规定2005年年底淘汰所有年产量9万吨以下的煤矿的日期越来越近，一些浙商也开始感受到严冬的来临。他们担心，在社会的广泛关注下，甚至在一些舆论的扭曲下，浙商煤团又会面临着以前房团一样的命运。他们自己都不清楚，一度被称为财富风向标的浙商为什么成了弱势群体，在一场场的政策变化中成为了受害者。

　　最具财富权力的商业群体

　　浙商的魅力究竟在哪里？这是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一直着力研究的现象。这也许是一个难以有答案的问题，但是只要认真研究一下浙商的财富权力，我们就会感受到这个群体魅力。

　　1999年度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了112家，比例超过了1/5，总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有4家企业进入全国民营企业前十强。而在2000年，“500强”中的“浙江企业”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71家，一省就独占1/3强。2001年，排名全国前十位的浙江民企增加到5家，而这每一家民营企业身后，都站着一个或一群身家殷实的“浙商”。

　　浙江是人均资源综合指数居全国倒数第三的“资源小省”，但GDP总量已连续5年稳居全国第四位；人均GDP高出全国平均数近一倍，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农民人均收入连续16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也已超过广东，居于首位。

　　而在浙江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发展的背后，浙商的成长延续着一条十分清晰的轨迹。在前不久，一本当时很流行的书籍《浙商制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评述：“早期的走私、制假、售劣使很多胆大的农民商人捞取到‘第一桶金’，在他们把这些商品贩售到全国各地的同时，便开始编织起一张张辐射全国的销售版图，在这样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专业市场出现了，浙江成为全国日用小商品、轻纺及机械加工产品的物流凹地，年物流超过百亿元的市场比比皆是，流通带动了乡土企业的成长，而市场与企业的两轮驱动，则完成了浙商的原始积累，这样的演进一直从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到90年代初。在这以后，从流通中赚取到的金钱又源源不断地沉淀到了实业之中。”

　　然而浙商真正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本世纪之初。炒房团、炒车团、炒煤团、财团……这些饱受全国眼球关注的现象不仅为中国经济界创造出了不少的新名词，而且几乎每一次的旋风都与“浙商”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浙商引发的这些行为成了预测某一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风向标。

　　据2004年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等所作的“浙江人在外投资创业调查报告”显示：截止2003年底，浙江人在省外经营发展的有400万左右，若加上在境外的100多万，约有500万浙江人在外创造财富。到2003年底，在外浙商的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几乎等同于浙江2004年创造的经济总量。

　　从“做别人不愿做的事”到“做别人不敢做的事”再到“做别人没有实力做的事”，浙商凭借着强大的财富权力开始在全国版图布局。

　　在一个个财富奇迹中，浙商也渐渐被披上神话的外衣。然而似乎应了中国那句古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当所有聚光灯照在浙商身上，有关浙商的负面报道也多起来，当这种负面评价风行起来后，“妖魔化”竟成浙商难以摆脱的梦魇，伤痛也接踵而至。

　　招商引资的困惑

　　浙商所代表的巨大财富力量，使得近年来到浙江招商引资成了许多内陆省份的首选。与浙江省相比，国内许多省市在自然资源、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等硬环境方面有绝对的优势，因此，国内各地为浙商提供了丰厚的创业土壤。不但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更是带去了艰苦创业的精神，带去了以创业回报社会的道德感。

　　但在这场本来是双赢的战略中，浙商却面临着投资环境的困惑。在外地投资的浙商中间，“开门迎客、关门打狗”是一句经常可以听到的话。而令浙商感到自己弱势地位的是，这些“打狗”的人往往是当初热情欢迎他们的地方政府。

　　据中部某一省份浙江企业联合会提供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随机调查的60件企业投诉案中，涉及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达33起，其中属于政府部门契约、信用观念不强和承诺不能兑现的达20起，占这类投诉的60%。

　　浙江商人朱志跃目前就面临着“骗子没骗走钱，政府却让他们陷入绝境”的困境。在一家吉林公司的相邀下，在当地政府的欢迎下，朱志跃筹资300万元准备参加山东省定陶县的企业改制。但还没等他来得及参与其中，这家吉林公司就出了问题，企业改制没能进行。然而当朱志跃要求取回存放在当地财政局作为资信金300万元钱时，当地政府却以此案还没有彻底查清为由长期占有这笔资金。即使在当地公安局已经出示证明，认为这笔资金已查明是属于朱志跃的，理应尽快归还当事人时，县政府依然强占着这笔资金不返近8个月，使得朱志跃每天面临银行巨额利息，几乎陷入了绝境。而在地方政府面前，浙商几乎都是处在无可奈何的弱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