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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家的另一片天空

  说说台湾的例子

  就定义来说,公民社会当然有政府存在,有营利的商业机构存在。而政府是有组织的或有意识形态目的的,而商业机构有利己的动机.所以,就出现了第三种势力,或者叫第三种力量,就是超越政府、商业机构之外的独立势力。它可以补政府之不足,在台湾这方面表现特别明显,当发生重大灾难时,政府机构的动员能力不如慈济功德会这样的民间机构。

  目前,美国有1 200万非营利的机构。我居住的德国每年就增加800个基金会。他们每日的工作不仅就是补政府的不足,而且,对政府权力的滥用进行监督和抗衡。所以一个社会第三势力独立的板块越大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开放空间就越大。

  那么下面就谈谈我个人担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三年半的时间里,在文化建设方面致力于与民间企业家合作的经验,也供各位参考。

  首先.台北文化局名称虽与大陆的一样,但其含义是不同的。台北一个市长下面有1 4个独立的局,文化局是其中之一。它自己可以编报预算,是台北最高的文化决策单位。它可以作文化政策的决策、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历史建筑和古迹的保存、城市的文化和风光的审订等等。比如,台北市东区的发展局,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认为老房都应拆光,要建一个80层高楼的新城区,那么,我们文化局就会就台北市的文化前途对其提出反驳,提出保护与建设性的动议。只有在两个局都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决定这块地域的最终规划方案。所以,台北市文化局包括一个城市整体的文化艺术发展和城市规划,概念与大陆不一样。

  在这3年多来,我有几个思维:第一,利用政府的机制,将民间独立的板块办得更强大、深入;第二,与企业家合作做城市文化建设,不依靠政府预算,造成民间发展文化的风气;第三,我有很深的贫穷的记忆,我想加大关注弱势人民的教育权和文化权的力度。

  有一次我带领交响乐团到乡下去演出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搭台搭了三天,一个6万人的小镇来了1.5万人。演出开始前,大雨倾盆,1.5万个农民坐在台下一个也没走。散场后,一个老伯对我说:《蝴蝶夫人》算不了什么,你下次把比才的《卡门》带来。

  我在政府里想建立新的文化政策.比如我将预算报告给要求申请文化资金的人看,让他了解其今后担当的独立角色及支持其项目的角度。也就是说,我让他们了解,我把钱用在民间独立组织的培育成长上,希望其成长的独立地位很快能与政府的文化局形成制衡、监督。

  在古迹保护上的思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府自己编预算;一种是与企业家合作。而我选择了与民间企业的合作来做此事。因为.社会上一切事都依靠政府来做,造成人民永远依赖政府.民间始终没有独立的力量。但,如果我与企业家合作,告诉他们,这些文化古迹的保护和文化建筑修建工作是你们自己在做,政府不过是提供这种做法的可能。

  比如台北的迷宫花园,就是我说服一个中小企业家团体来做的。他们各自拿出自己所有的东西作原材料,有的捐出一个建筑设计师.有的捐出树干.有的捐出沙土,有的捐出石头等等,就是这种非常原始的方法让1 000个中小企业联合的“扶轮社”在三个月做成了“台北迷宫花园”,供台北市的孩子在很拥挤的城市能有一片绿地花园去游玩。这让我非常感动,我发现,如果通过政府的预算机制来实施,三年都造不出来.但这个中小企业团体“扶轮社”却三个月做成了,而且不用政府一分钱。

  还有一个传奇的例子.就是过去台湾六任美国大使官邸的故事。1 9 78年,美国与台湾断交,美国驻台大使官邸也随之关门。1 999年时,时经20年.台北市民已不知此地为原美国大使官邸。过去这栋别墅里有专门的文化室,许多前卫的艺术家在这里聚会。我1 999年去看的时候,官邸已被草木覆盖,我穿着长靴进入这栋房子的卧室,壁炉旁有一棵树穿过房间,枝叶已长到屋顶。我发现这个见证历史的老房子有重新恢复的文化意义,但也同时希望由民间企业来做这一恢复和改建的工作。于是,我找到了台积电董事长张中谋先生,他决定投6000万将其改建为“台北之家”。建筑内包括一个咖啡馆,一个图书馆,一个庭院,一个展览厅,一个艺术电影院,而它的经营由候孝贤先生主管。正因为是电影艺术家本身这种艺术氛围的经营理念,这个地方成为年轻人最喜欢去的地方之一。其成功之处就在于政府、企业、艺术家三方的合作。企业在餐饮部分获利,艺术家获得艺术空间,营利按百分比提取给政府,再投入新的文化建设。

  还有一个例子是当代美术馆的经营模式,旧的台北美术馆是由政府经营,而我们的当代美术馆是由林百里等五个企业家来经营。让他们负起责来,不仅向文化捐款,还组织当代艺术基金会,让非营利机构这一板块增大,民间的文化自由空间更多。  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组织了一个企业家团体与艺术家团体相互搭配、互助互惠的模式。企业家负责常年资助艺术团体的艺术活动,尤其是培养有前途的艺术家,送他们去国外深造;艺术家负责对企业进行艺术指导和长期培养企业员工的美学素质。我就担当了这种机制配对的红娘。这样解决了艺术团体找钱难的困境,同时,企业家也找到了捐款的合适对象。  

不忍之心

  我为什么这样做呢?我总觉得对许多困苦的人有不忍之心。柳宗元有篇短篇小说叫《捕蛇者说》,就是说人的社会生存的困苦比捕蛇的危险还大。这个故事虽不能比喻今天的中国,但当我看见如今城市里高速的发展和依然穷困的乡村差异时,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个故事。公民社会的建立.就好比一群喝醉的人总需要找一个清醒的人把他们送回家。那么,将来,中国公民社会的产生就在于这样清醒的人有多少。根据司马迁“富而有礼”的道理,这样清醒的少数,可能就在一个社会的企业家中。

  如果有人问我,我们为什么要改造社会,为什么要有人文关怀,我个人的理由就是“不忍之心”。因为,在繁华隐藏的苦难中让我生出“不忍”,我称之为“soft power”(温柔的权力)。我相信它可以延展到各个层面,它比轰轰烈烈的伟业,可能更有效。

  最后,我想说,有一年我去统一前的东德,在著名新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所传道的教堂的墙上看见这样一行字:“即使知道明天世界要毁灭,我还是会将树苗种下去!“这句话给了我人生很大的感动和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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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民间》  作者: 龙应台 编辑: 余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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