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国信”的衰落反思三个方面

http://www.zjsr.com  2005年08月11日  浙商网  文字大小[ ] [打印] [关闭] [评论]

  最近几年有关“浙江国信”公司的新闻不少,互联网上点击“浙江国信”就有上百条的信息。但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有关“浙江国信”的负面消息。媒体披露诸如“浙江国信”前董事长陈某被判刑、“浙江国信”原董事长王某被捕、总裁陈某被“双规”。还有媒体说“海航”有意收购“浙江国信”、“方正”失去收购“浙江国信”、浙江“能源”集团入主“浙江国信”等等。由此,许多人都在问,“浙江国信”怎么了?

  “浙江国信”公司是浙江省政府下属的一家历史较长、规模较大、功能齐全的金融控股企业,但由于经营管理无力,造成巨额亏损,濒临破产边缘。因此,解读“浙江国信”公司衰落的成因,分析“浙江国信”公司衰落的教训是很有必要的。

  “浙江国信”公司的前身是浙江省华侨投资公司,它从5万元起家,发展到近120亿资产的规模,成为一家具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可是,它只活了25岁就面临“休克”。

  “浙江国信”公司在浙江金融界首开了信托投资业务。由于在那个时期,国家对信托投资的业务范围和管理,从法律法规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强调它在金融业中的“拾遗补缺”作用。因此,“浙江国信”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的主业定位和发展方向,只要能赚钱的业务都想做,也都在做。这些做法后来演变成为对信托业的片面理解。

  弊端,从体制上萌生

  “浙江国信”历届领导人过分强调公司的行政职能,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则。“浙江国信”无疑是一家企业,但它更像是一个行政机关。有的领导经常说,“浙江国信”公司存在严重的“机关化”倾向。从一些领导和总部机关多数人员的工作作风来看,形式主义、“文山会海”和效率低下的现象到处可见。特别是在一些投资项目上,有时既缺乏市场分析,又没有可行性研究,但主要领导说“进”就“进”,说“退”就“退”。例如某一房地产项目,多数人始终是坚持不退出,但个别主要领导却坚决要求退出,结果使本来可以盈利几亿元的项目就这样“泡汤”了。相反有的投资项目却始终不退,年年亏损。这些做法好像是在炒股票一样,使人看不懂。这不是国有企业的体制造成的,而是“浙江国信”公司自身的弊端使然。又如在人事安排上,首先不是考虑某某人对那个企业、那个岗位是否合适,而是强调行政命令的作用,结果不仅造成经营管理班子力量内耗,而且也造成部分公司严重亏损。

  “浙江国信”公司领导人很是看重企业的行政级别,他们认为总公司是厅级,子公司是处级,孙公司是科级。因此,选拔管理人员首先是看哪些人可以从员工提拔为科级,哪些人可以从科级提升为副处级,哪些人可以从副处级提升到正处级,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个“岗位”,什么人符合这个或那个岗位。虽然公司有关领导也多次说企业没有级别,但实际上还是套用行政级别,把“浙江国信”公司这个经营机构变成为一个“官僚”机构。这种等级观念成为经营管理的一个障碍,连省内外一些公司的老总来“浙江国信”公司联系业务时,也要按“对等”原则接待和洽谈。这样长期以来,信息不灵,信息不对称,使“浙江国信”失去了许多的商机。

  从“浙江国信”公司连续发生的王某和陈某两起在浙江省内外有影响的案件分析来看,正是这两个人把一个好端端的“浙江国信”公司断送了。他们退出“政界”到“商界”之后,心态是复杂的,既有做一点工作的想法,也有借机谋私的念头。因此对这类“老资格”的人的监督和管理就成为一个难题。所以有时董事会、党委、经营班子集体领导往往是一种形式,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常常是个人说了算。其实,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是“三位一体”好,还是分设好,这并不重要,关键是要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完善的监督制约体系。而“浙江国信”公司连续发生两届董事长违法案件,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监督制约措施,这也是“浙江国信”公司连续出问题和衰落的一个原因。

  出现了王某和陈某的问题之后,“浙江国信”开始特别强调办事的程序问题,因此有的领导从大会到小会,从报告到审批,在形式上非常认真。但有些事情又过分程序化,谁也不挑担子,谁都不敢负责,讨论来讨论去,研究来研究去。今天开“务虚会”,明天还开“务虚会”,这样,使“浙江国信”公司该做的事情没有人去做,有些已请示和报告的事情长期没有结果。

  苦果,在用人机制上酿成

  从用人上来看,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的成功与否,最关键的还是人的问题。而“浙江国信”公司的衰落从用人的问题上来分析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思:

  从任党政领导职务到快退休之前转到企业任职能否成功?“浙江国信”公司作为一家国有企业,它与政府的联系非常密切,因此有的领导干部退休前还想到“商海”中发挥自己的“余热”。从政府机关退下来后到“浙江国信”公司担任领导工作的几位领导,他们有能力,有才干,也有关系,但这样就一定会“经商”吗?

  一家公司的领导班子成员都由“清一色”的党政机关干部“出身”组合是否合适?“浙江国信”公司的经营班子都是先后从党政机关“下海”经商的。从他们个体情况来看,有能力、有水平,但是党政机关的工作与企业经商是两门不同性质的学问,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当董事长或总经理的。而“浙江国信”把一批原来的行政官员组合起来,成为一个“领导集体”。他们的思维方式、业务专长、工作思路,甚至年龄和经历大体相同。

  选拔人才,尤其是企业的经营管理人才,除了按照党和国家规定的有关条件之外,还需要一些附加条件。比如有没有经商的思维和理念,有没有专业特长,有没有经商的经历(成功的经历)。从来到“浙江国信”公司工作的领导分析来看,他们中有的人业务并不熟悉,先要学习业务知识,再了解经营管理,然后再去考察同行的情况,这样一来一去时间就是一两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些重要问题不仅要讨论,而且还要决策,他们不能不表态,不能不决策,如果表态错了,决策错了,又直接造成严重后果,这要不要负责任呢?

  危机,自思维方式显现

  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非常重要,如果方法正确,企业可以从小到大、从弱变强;如果方法错误,企业会从大变小,逐步走向衰落。从“浙江国信”公司的衰落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浙江国信”公司领导层在每次开会前,办公室都要为他们准备30到40页的讲话稿,他们从国际到国内,从省外到省内,从宏观到微观,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从公司的现在到未来,从“板块联动”到资产整合等等,一讲就几个小时,也有一些新的思想和理论,但就是不能解决“浙江国信”公司的实际问题。有意思的是,每位领导都先后组织制定了“浙江国信”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每个规划都是十几万字,其中有的还花上几十万元,委托国内最权威的经济研究所帮助起草和制定,但没有一份规划能联系“浙江国信”公司的实际,因此就无法执行,等规划下发后就变成废纸一堆。

  他们经常利用自己的“政经网络”到处游说“浙江国信”公司是省内功能最全、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但是对“浙江国信”公司的家底和实际困难没有一个人会说实话。

  “浙江国信”公司领导层缺乏统揽全局的意识和思路,缺乏协调的能力和危机管理的方法。第一,“浙江国信”公司的定位。究竟是定位金融为主,还是产融结合,这个问题一直没能解决。又由于对金融性公司如何发展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因此公司经常出现短期资金长期用的现象,使公司的资金链长期处于高度紧张和断裂的状态。第二,在一些投资项目上,从来没有认识到行业发展的周期性和择机逐步退出的问题。例如杭州某一玻璃厂项目,1993年投资2000多万元,当年分利就有2000多万元,然后又把当年的利润继续投入,次年又分利2000多万元,又同样继续投入,后来由于玻璃行业形势发生变化,使这个项目成为公司的一个包袱。第三,从可持续发展上缺乏科学的发展观。从1992年开始强调大力发展业务,在两三年内子公司、孙公司、重孙公司一下发展到40至50家,许多公司业务重复,管理不到位,出现了很多风险。近几年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整合”,先组成六大集团,即信托集团、证券集团、房产集团、企业集团、风险投资公司、上海公司。然后又把一些相关业务归口某个集团,例如企业集团中有期货、典当、拍卖、进出口、实业、物管等业务。但由于经营管理无力,缺乏协调各公司之间进行“板块联动”与合作,最后又再次进行“整合”,回到原来的管理模式即总公司直接管理各家公司。这种上上下下的“整合运动”,使所有的人都没有心思去考虑如何发展业务,既失去了人心,也失去了机会。

  “浙江国信”公司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缺乏科学的论证方法,比如,上海投资的房产项目亏损了几个亿,在香港的投资项目也同样亏损上亿元。

  “官人”还是“商人”

  从“浙江国信”公司的衰落来看,有许多教训是可以总结的,但主要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进行反思:

  第一,企业是“商人”,而不是“官人”。“浙江国信”公司的领导干部都认为自己是个“官”,是省管干部,而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一位“商人”。因此他们的理念和工作方法就是在党政机关任领导干部时的理念和工作方法,而没有很好地转变自己的观念和明确自己的定位,使有的决定和决策严重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法则。由于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环境,因此屡战屡败。

  第二,经营是“游戏”,而不是“演戏”。企业的经营是要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和“游戏”规则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戏”规则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你只能适应它,不能违背它,违背了它就要受到惩罚。“演戏”是一种主观活动,它有许多的随意性。而“浙江国信”公司原主要负责人都比较会“演戏”,他们“演”给省里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看,“演”给社会各界人士看,“演”给公司的员工看,给人们一种错觉,认为公司经营的业绩不错。实际上公司早就在许多地方违背经营的“游戏”规则,存在着许多潜在的问题,并逐步暴露出经营上的矛盾和风险了。

  第三,发展是要靠真“本事”,而不是靠会“来事”。企业的发展是要靠脚踏实地的务实作风干出来的,而不是靠会来事变出来的。温州人在10多年前就说过这样一句名言:“要找市场,不要找市长。”而“浙江国信”公司过分强调各种所谓的“政经网络”,公司一些主要领导用相当多的精力和时间来做迎来送往的工作,而没有充分利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企业的发展。这种现象也直接影响到下属公司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使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对“浙江国信”公司的一些领导也特别会来事,从这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可以看到“浙江国信”公司企业文化的一个侧面。

  “浙江国信”公司的衰落还给人们留下许多疑问、许多思考、许多反思。还需要人们去进一步揭开更多的“内幕”。


来源: 中国商报  作者: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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