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房地产化 上海出路何在?

http://www.zjsr.com  2005年04月20日  浙商网  文字大小[ ] [打印] [关闭] [评论]

  政府主导模式

  今天上海面临的服务业、制造业脱节,与其过早实施“三二一”发展战略有关,即优先发展第三产业,把第三产业的比重像许多国际都市那样提高到70%以上。这个上世纪90年代初便提出来的战略,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但是执行时机可能过分超前。其实,上海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吃过一次亏。90年代对浦东的房地产开发和金融区发展就过分激进,导致办公楼和住宅大量闲置,造成巨大资金积压,甚至开始影响个别银行的资金周转。

  这几年上海注重服务业的时机比上世纪90年代的浦东开发要好。中国经济开始起飞,出口产品竞争力大增,房地产热乍起,海内外资金云集。但是,体制和市场容量限制了金融中心和物流中心的高速发展。中国的资本项目不开放,外国银行基本不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股权分置像一柄利剑悬在股市头上。至于运输,增长只能跟着生产和出口走,建立新的运能需要时间。

  服务业的出师不利,使上海市回到同步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思路上。但是,上海制造业的尴尬是商务成本高、中小企业少。如前文所述,上海的营商成本明显高过周边城市,对一般制造业企业构成沉重成本负担,一批批制造业企业不得不退出上海。具有强烈活力的中小企业不足,是困扰上海经济的一个长期问题。以中小企业上市公司而言,目前上海只有一家,而江浙的合起来已占1/3强,又为佐证。

  政府主导、政策扶持成为上海工业的一大特色。很大程度上,上海走着新加坡的路。其实,新加坡模式并不成功。首先,政府在产业选择和产业定位上,并不比私人企业高明;其次,政府主导的项目往往是钱堆出来的,资本回报(return on equity)和资金效率(capital efficiency)都不高;再者,企业往往受政策保护,属地头蛇,一旦离开本土市场或政府开放竞争,企业竞争能力便呈弱化。这是新加坡实施政府主导模式40年后发现的遗憾。

  上海政府设下了一个东有电子/半导体、南有化工、西有汽车、北有钢铁的布局,可谓精心谋划,期待甚高。不过,仔细看去,除电子/半导体业,其他几个产业均赫然在国家发改委“过度投资”或“可能过度投资”产业之列。当然,上海的钢铁、化工、汽车均处全国生产的高端,产品质量和利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但是,在产能大量出现(可能出现)过剩的情况下,企业利润和投资效率必受影响。

  同时,上海面临着电力、交通的瓶颈制约,人力成本、生活成本快速上升,压迫非扶持产业、企业,近年来造成生产企业的大量流出。与此同时,为了配合推进“三二一”战略,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主动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出去”。纺织、轻工产品本是上海制造的代名词,但在“东锭西移”的政策下,上海的纺织产业大量向新疆转移,轻工产业则流向了江浙、安徽等周边省份。上海轻工业比重由1997年的43.4%下降到2003年30.3%,重工业比重由56.6%上升到69.7%。然而,上海原本寄予厚望的金融、服务业发展不尽人意,推出去的制造企业又令周边的江浙城市获得了成长壮大的机遇。

  当年上海看不上眼的苏州,2004年GDP已达3450亿元,超过深圳;注册外资额达147.02亿美元,超过上海,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工业总产值9560亿元,仅次于上海,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在芯片产业上,苏州也成为了上海的有力竞争者。在整体电子业上,苏州比上海发展得更大、更快、更均衡。今天群虎环伺的被动局面,是上海当年所料想不到的。其实1992年前后的深圳,也有这样的一幕。当时为了发展高科技产业,深圳开始鼓励简单的“三来一补”企业迁移出特区,结果不仅造成自身经济增长乏力,周边的东莞、惠州也因承接这些企业,经济迅猛增长。几年后,深圳不得不检讨并修正其抛弃“三来一补”的政策。

  离现代服务业有多远?

  上海发展现代服务业,不能说没有基础。上海荟萃着全国各地的人才和一批一流的大学、研究所,近年更是海归人士、港台专才的主要落脚点。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多选上海作总部。他们不仅带来资金、技术,也带来了有丰富国际经验的专业人士。长江三角洲在近10年的发展中,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为12.1%,出口增长平均为26.1%,GDP和人均收入水平均超过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集群(表8)。这为上海的物流业提供了必要的腹地和良好的增长空间。上海的优势和前景吸引了国内和海外的大量资金,其资本优势在国内各省市中可谓无与伦比。同时,上海在基础设施上发展十分迅速。从通讯到交通,从惯例到文化,上海不仅是全国的佼佼者,部分标准已接近或达到国际大都市水准。惟一例外是市内交通,建设速度跟不上城市的扩张和经济的发展。

  尽管上海拥有众多优势,但许多并未转化为竞争力,更谈不上形成集群优势。例如,上海的浦东机场和磁悬浮铁路都是世界级的基础设施,但彼此之间的协同效应少之又少,远未能发挥出“1+1>2”的优势。上海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人才优势、研究专长远没有被充分利用。它们的商业化程度和对经济所作的贡献,不仅低于国际同行中的领先者,而且逊色于北京的中关村。没有本土研究力量的鼎力支持,没有基础研究、商业研究、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的一条龙作业,发展“先进制造业”谈何容易。

  时机是另一个障碍。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如果中国国力进一步增强,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似乎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但是,以目前的金融体制、银行结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国内外不接轨、市场不规范,希冀金融业拉动全市经济可能不切实际。上海对洋山港充满期待,但是洋山港对物流和整体经济带来贡献最早也要再等三、四年。

  另外,上海的经济模式不利于勇于创新、敢于冒险的企业家成长。在大型企业之后缺少广东、浙江、江苏所大量拥有的一个中型企业家人才层,对上海来说是一个缺憾。同时,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在创意和多元化上还有明显的差距,而这些是打造现代服务业不可缺少的。

  上海给人的印象是服务业潜力巨大,不过不少领域条件尚未成熟。那么,上海的现代服务业战略是否过分超前?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各主要城市的服务业,在人均GDP(以2003年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元计价,下同)处于2000-4000美元阶段,有一次爆炸性增长;在人均GDP处于8000-9000美元阶段,金融保险、运输物流、法律中介等领域占服务业的比重开始明显上升,房地产及关联产业也再次出现重大扩张。上海追求的不是餐饮、交通等初级服务业,而是金融、物流等高附加值服务业。上海人均GDP在2004年为55090元(合6661美元)。如果这项研究可信,则上海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三二一”战略,也许超前了15年。即使近年提出的“现代服务业”可能也超前了3年。同时,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还须受人民币政策、A股市况等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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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财富》杂志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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