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化路径之惑:经济学家比地方政府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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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最近一段时间内,经济学界对于重化工业是不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方向的争论渐趋热烈,其中,吴敬链先生大致对积极发展重化工业持有不肯定态度,他认为,中国是一个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要走老的工业化道路,是支撑不下去的,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而不要被重化工业化所误导。

  从自然资源禀赋出发,考虑如何避重就轻,吴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不过,真理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造,而不是仅仅凭简单的直观判断。

  在中国,工业要实现结构升级,要向现代工业转型,在这个肩负着重大历史任务的时刻,我们有足够的把握跳过世界各国工业化历史中都难以逾越的重化工业阶段吗?

  避开重化工业的阶段,我们凭借什么去跨越式发展呢?就算如吴敬链先生所说,世界工业史上并没有一个必经的重化阶段,那么,中国有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新的发展重化工业的路径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不过,无论如何,最近学界对中国重化工业发展路径的争论是有益的,真理必然越辩越明。

  下面我们来看看《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先生的文章,他对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思考值得我们重视。(编辑:邵捷)

  难道学者比当地政府对那里信息知识掌握得更充分,更知晓约束条件?我们批评别人选择重化工产业,搞“GDP崇拜”,是不是过于轻率了些,是不是用计划搞市场搞改革的理想太多了些?
  
  经济学家难道比地方政府聪明?

  经济学消息报总编辑高小勇
  
  在我国新一轮经济过热的背景下,去年末也兴起了新一轮对地方政府的批评。一些经济学家把经济过热、能源原材料紧张,归咎于一些地方政府的重化工产业选择。
  
  奇怪的缄默


  事情至此也并不奇怪。学者找个地方看世界,找的地方不同,看到的东西多少也不同。让人感觉奇怪的是,一些经济学家发表了他们对地方政府重化工产业选择的批评以来,除了厉以宁教授表示了不同意见外,连原来主张重化工产业的学者都鸦雀无声了。想来是批评者名声很大的缘故。
  
  然而,我认为,一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并不那么科学,他们涉及到的那点事实之间的关系,对这轮过热而言并不重要。我在年初撰文说过,这次过热与以往绝然不同,是近年来外需汹涌而至引起的,地方政府选择重化工业仅仅是其结果之一,而不是什么原因。但我没有过多评论重化工业选择本身。最近看到那些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有众口铄金之效,让地方政府感到了相当的压力,于是,我想藉本文专门分析一下与地方政府重化工产业选择行为有联系的事实关系,以澄清著名经济学家的批评与事实的关系,距离究竟是远是近。
  
  谁作出的选择?
  
  从批评看,需要澄清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重化工产业究竟主要是政府选择的还是市场选择的呢?二是地方政府支持发展重化工产业跟资源紧张和就业究竟是什么关系?
  
  要弄清楚选择重化工产业究竟主要是市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我想做个简要回顾便不难弄清。看看2001年联合国贸发组织的那份《世界投资报告》。这份报告显示的是,目前世界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约有400家来华投资了2000多个项目。截至2003年年底,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038亿美元,其中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继续增长,高达535亿美元,仍位居世界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当中,约70%是在制造业领域。另一方面,我国的制造业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尤为迅猛。自2000年在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超过40%以来,一直呈现稳步增长,2003年更是一举跨越50%,占据中国出口的半壁江山。有专家说,由于国际产业特别是资本品制造业开始较大规模地向中国转移,因此转移的制造业大部分为重工业。完全可以这样讲,市场选择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就是中国重工业大发展的过程。
  
  而就在联合国贸发组织那份《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截至的那一年,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进一步降低了中国的“价格”,使世界需求和投资的迁徙更加汹涌。一是加入世贸,减少了中国在世界眼中的不确定性,二是恐怖主义使美国变贵,中国相对变得更加便宜,导致了世界更多的消费和投资涌到中国。2004年,由于美国变贵而产生的贸易和财政双赤字,美元汇率暴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美元暴跌这一新出现的约束条件出现,更显中国不仅商品便宜而且货币也便宜,于是导致更多的外需涌入中国。
  
  就在去年最后一个月,欧盟科莱恩(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韦德林WernerJ.Wittin还告诉中国的一家媒体,“欧洲化工产业确实在萎缩,工厂外迁亚洲的情况已无法逆转”;“现在50%的客户都搬到亚洲,我们再举棋不定,就有些迟了”。报道还说,欧洲重化工企业都一致认为外迁已是当务之急,其中尤以越南和中国为外迁主要国家。以染料和化学品原料生产为主的科莱恩公司,新近又在上海、广州等地设立工厂,公司计划在中国再投1亿美元用于生产制造。巴斯夫近期也在南京投资建造了一座年产70万吨乙烯的生产设备﹐投资额为29亿欧元。目前,在北京注册的外资化工企业分公司、工厂或办事处已达到723家。拜耳公司已在中国建立了11家生产性企业。2003年中国化工市场总量达9702亿元,接近国内GDP总量的10%,晋升为国内第一大产业。2004年,两个数字都将继续递增。
  
  因此,无论是从外需还是外资看,我国经济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重化工产业取向,主要是市场的选择,而不是地方政府的选择。
  
  垄断误导市场

  
  事情不仅可以从外资外需方面看,还可以从供给方面看到,正是国有企业的垄断,也误导了国内市场的市场选择。
  
  据《中国科技财富》一篇文章所提供的材料,中国产业的最上游——大部分是重化工业——几乎全被国有大型企业所控制: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集团垄断了国内的原油和成品油市场;中铝集团和中国五矿集团垄断了铝矿和氧化铝的生产;五大通讯集团掌握着庞大的通讯市场。
  
  去年氧化铝的价格可以说是天翻地覆。据业内人士介绍,在铝业生产链条中,下游的铝制品市场化程度最高,基本没有进入门槛;中游的电解铝行业目前共有140多家企业,民资占半壁江山;但在上游的氧化铝行业,全国则只此一家——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铝业——别无分店。而这家分店的生产能力,据中国铝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郭声锟称,今年氧化铝产量为650万吨。这个数目与全国1280万吨的需求相比,还有630万吨的缺口。同时,由于国内氧化铝进口实行登记证制度,氧化铝一般进口权由中国五矿进出口公司和中铝拥有,氧化铝进口渠道也十分有限。两家国企的行业垄断,使铝厂不得不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这两家公司手中购买原料,国外的氧化铝供应商也趁机在这个没有规则的市场上大赚其钱,直接造成了国内电解铝企业大规模的经济损失,比如国内电解铝大省——河南——2002年因氧化铝涨价,损失了近20亿元。
  
  垄断必然产生异乎寻常的高利润。氧化铝的利润高达300%。每吨氧化铝的成本为1000多元。而去年上半年的行情是,国内市场的氧化铝已高达4300元人民币/吨,进口氧化铝到岸价为510美元/吨,港口交货价为5300元人民币/吨。令人惊讶的是,直到2002年底,氧化铝的价格还在1300元150美元/吨左右。在这样的价格信号下,市场不选择重化工业那才是咄咄怪事。
  
  “中国饲料大王”刘永行也介入重化工。据刘永行介绍,他的饲料业每年的销售额也不过30多个亿。进入铝电复合环节后,按计划,仅两家铝厂到2008年就有115万吨的产量,如果按现在1.6万元的价格,就是接近200亿的产值。他占有51%股份的河南三门峡氧化铝项目,按年产105万吨、现在每吨4300元计算,年产值也近50个亿。
  
  浙江萧山的“恒逸化纤”,最初的主营业务只是外购化纤丝,然后织成化纤布出售。由于当地纺织业快速发展,其原料化纤丝十分紧缺。面对这种情况,1999年恒逸作出决定:投资4.5亿元兴建17万吨聚酯熔体直纺项目,制造化纤丝。当年有关部门为了抑制聚酯企业的过热,特地发出通知:凡聚酯建设项目,不分规模大小、资金来源,一律按项目性质分别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批,重大项目报国务院审批。任何地区、部门均不得审批聚酯建设项目,所有银行均不得为其提供贷款。知道即使上报也“不会批下来”,恒逸便以生产农用薄膜为由申请了设备指标,自行投资。2001年,一期聚酯项目建成投产,恒逸集团也因此获利匪浅。销售收入方面,2000年为8.1亿元,而2001年达到15.2亿元,同比增长87%;利润总额方面,2000年为5000万元,2001年达到9800万元,同比增长96%。2003年,“恒逸化纤”又看上了利润和规模更大的上游行业——PTA(精对苯二甲酸),计划在宁波投资建设。但像氧化铝一样,PTA也被垄断在少数国有大企业手中。据了解,目前,我国PTA生产主要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的旗下企业,它们的PTA几乎占到国产PTA的70%。此事有点像我在《长虹悠愁》那篇文章里所讲的一样,当年长虹利用国企贷款和上市融资优势,垄断囤积彩管,给市场以错误价格信号,误导进口更多彩管,导致第二年彩电企业全行业亏损。只不过,重化工产业上游的垄断更恶劣、更持久、更难打破。
  
  从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看,重化工产业选择无论是外资外需还是国内垄断所促使,但毕竟都是市场的选择。地方政府热情满足外资外需,支持企业打破垄断企业形成的重化工产业瓶颈,既没什么错,也不重要。

  批评重化工的理由
  
  一些经济学家批评地方政府选择重化工产业有两个理由。一是加剧了资源贫乏的中国的资源紧张。至于这个批评,我觉得没有什么评论必要。因为事情并不复杂。资源紧张无非是因中国越发便宜引起的世界需求迁徙,另外就是国有资源型企业的垄断行为,还有就是我们对资源的价格管制太僵硬。再说,我们对资源的看法过于教条化。想想资源贫瘠的日本和我国浙江省,就会明白这种批评的似是而非。日本没有石油,但在去年石油一度冲上每桶50美元大关的形势下,日本的经济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多大影响,它们的经验应该值得我们认真分析记取。我们欢呼我们制造业在世界的所向披靡,我们为何又不可以拿世界资源为我所用呢(况且我们还有那么多价值不定的外汇),我们又为何不可以为大进大出欢呼呢?
  
  至于批评重化工产业解决不了多少就业,加大贫富差距,则更是教条主义的想当然。需求对一般制造业的汹涌,势必拉动对重化工业的需求。的确,重化工业本身是解决不了多少就业。重化工业具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特点,所以,由它推动的经济增长不一定会带来就业的同步增长,在某些行业甚至会导致就业人数的绝对减少。有人测算,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在轻工业阶段,大约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只能安排70万人就业。但是,地方政府像建设公共设施那样,帮助发展对私人投资而言风险过高的重化工业,使之与能容纳更多密集劳动的制造业相匹配,究竟是减少就业还是增加就业呢?
  
  但重化工业对能更多解决就业的轻工业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会长陈士能去年在广东做调研,他的结论是发展重化工业与发展轻工业并不矛盾。广东提出要大力发展石油化工产业,而从这个产业链来看,石油化工产业的上游产品是石油制品等,而中游产品则有化纤、塑料、橡胶产品等,而这些产品都是轻工业的主要原料,可以带动很多下游产业。因此发展重化工业会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广东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样会带动中下游产品的结构优化,促进轻工业发展水平和层次的提升。我想,合乎逻辑的结果自然是扩大就业。
  
  前面提到的浙江萧山的“恒逸化纤”的故事也可说明问题。我们姑且不论它们投资聚酯这个重化工项目本身带来多少就业,就它们此举解决了企业原来的原料化纤丝的紧缺问题,对它们这个能容纳密集劳动化纤布纺织企业而言,究竟会增加就业还是减少就业?
  
  我注意到,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批评的地方,是外需和外资最多,也是市场最发达的地方。难道学者比当地政府对那里信息知识掌握得更充分,更知晓约束条件?我们批评别人选择重化工产业,搞“GDP崇拜”,是不是过于轻率了些,是不是用计划搞市场搞改革的理想太多了些?
  
  经济学是研究事实与事实之间关系的科学,通过细心研究和敏锐洞察,把握某种新的事实所导致的利害——也就是“价格”变化,从而来推论人的选择——也就是“需求”变化之事实。而我们不少经济学家却热衷于批评别人的选择应不应该,热衷于说好道坏的表演。而在这一点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早有告诫,谈道德价值好坏,经济学家的智力跟普通百姓没什么差别。


  

来源: 新民周刊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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